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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书法史上，边陲之地甘肃曾经展现在的辉煌令人为之神往：被誉为“草圣”的张芝，张芝的弟弟张昶，以及论辈分算是张氏兄弟甥孙的索靖，在汉代都称得上是书法界泰斗级的人物。他们的籍贯，就是后来以莫高窟千佛洞而闻名天下的敦煌。三国时，梁鹄的大字隶书独步一时，以致“汉灵帝重之，曹孟德爱之，王逸少学之”（明赵崡《石墨镌华》）。梁鹄的籍贯在安定乌氏，即今平凉西北一带。至于近代考古出土的“敦煌汉简”、“武威医简”、“居延汉简”及敦煌卷子里的写经文字，虽多出于无名小吏及抄经生之手，但其书法艺术价值早已得到世人公认，并且在时下书学界几乎已成为“显学”。
或许是依靠了这样丰厚传统蕴滋养的缘故吧，我所看到的一些陇上优秀书家的字，总能使人随着其笔致墨韵的振荡而感受到历史的脉搏。面前几幅即将出现在《刘养锋墨迹选》里的作品，给人的这种印象尤其强烈。民国时期的书坛，从总体上来说仍然秉承晚清以来，“碑学”书风的余绪，养锋先生也概莫能外，称他是一个正统的碑学派当不为过。在其“张母杨太夫人题贺”楷书屏条里，我们看到的是源自《无隽》、《元略》诸墓志的活脱轻灵与严谨精致。这幅作品书于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，先生时年四十一岁，一般而言在此前后正是一个书家走向成熟的时期，因而从这幅作品推断先生一生的书风趣尚应当不致有太大的偏颇。而在此后六年所写的一套内容为佛经语录的中堂与对联里，则取泰山石经笔意，潇散野逸中不失温的闲雅，看似随意挥洒却是匠心独运。更可玩味的是，这幅作品在文字内容与书体风格的追求上，竟然结合得如此完美和谐而又自然贴切，这足以表征书家此时大碑版书体上技巧的纯熟与品味的提升。欣赏另一幅隶书“河汉流声远，芝兰气味长”，可以获得相似的感觉：在《石门颂》开张疏阔的体势取向中，隐隐融入一些《石门铭》流宕潇散的笔意，不仅毫无唐突之嫌，反使作品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展示空间。我以为，养锋先生的书法，正是在这些融会贯通、自由挥洒之处展示了他对书学传统的理解与把握：他那逼人的才气和匠心，也正因此而得以酣畅淋离地流露在笔底毫端，给有缘看到这些作品的后人们留下回味无穷的余韵。
■马西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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